08年底，经济危机在中国南方造成的影响已较为严重。笔者参加完广州机博会后，拜访了不少广东的焊接企业。在企业主们的感叹中，笔者感受到一种激情，一种掺杂着无奈的激情，杜长福就是其中之一。

　　危机下的思考是痛的，却好过麻木后的冷漠。杜长福经历的事情无疑太多，这种经历给了他深度思考的能力，让他在别人还沉浸于莺歌燕舞时依然保持着清醒。这样的人是辛苦的，是痛的，但也正是这样的人，让社会在阵痛中不断地前行。他是勇者，是一个斗士，那些无奈和感叹也是他特有生存方式的一个保护色。

　　谈到经济危机，杜长福说，现在最痛苦的恐怕就是老板了。按理说，遇上经济危机，企业面临的最坏结局就是倒闭。即使倒闭，私营企业的老板们凭着那些厂房、固定资产，再加上多多少少的存款，过得再落魄也会比那些打工的员工们要好。可杜总为什么会说最痛苦的是老板呢？

　　“在中国现在做老板是最悲惨的，能关就关是最好。”杜长福叹气道。是啊，企业要担负的社会责任太多，下要对劳动者负责，上要对政府、税收等一系列的问题负责。然而企业的发展能力是有限的，大部分的企业就在这种平衡的找寻中艰难存活。企业主们为的是什么？

　　只是为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吗？一部分人是的。

　　只是为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吗？一部分人是的。

　　还有一部分人担负着责任，苦苦挣扎。如果企业倒闭，劳动力流向哪里？社会的动荡又会增加多少？这些忧虑在他们的内心挥之不去。一个人的一个念想改变的不只是自己，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辐射面。因为承担着责任，他们变得谨小慎微起来。

　　谈到这里，有了一些悲壮的气氛。如果有责任意识的人更多一些，我们的社会又会变成什么样呢？然而，企业不关闭并不意味着能履行社会责任。杜总说：“现在政府表示要对中小企业进行补偿，但在我看来，这个补偿的方式至少不是最好的。”政府的补偿或许能帮助一部分企业度过“冬天”，但如今，市场早已成为主导企业生死存亡的主角。如果本应淘汰的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勉强支撑下去，却不能解决就业问题、税收问题，难以尽到社会责任，那它就是一种社会负担，变成了社会经济的“恶性”肿瘤。

　　杜总说得对，做企业也要看管理者的心态：他是本着对国家对社会真正负责的一种心态，还是投机的心态？企业要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，但这样一种意识的存在与否，很大程度上是管理者决定的。如何培养这种意识呢？杜总谈到了农村的税费改革。

　　国家通过取消农业税，以此减轻农民负担，提高农民收入。这个出发点无疑是好的，但凡事有其利则必有其弊。“土地是国家资源，国家将土地无偿地给农民使用，如果农民将土地荒废在那里，没有种粮食，那就造成了一种资源浪费，而他的浪费并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。换在以前，农民即使没有种地，他也要支付土地税，这时候，他就有一种责任心在起作用。现在取消土地税后，反而对他没有任何约束了，他种不种地都无所谓。”

　　国家实行资源分配，并对弱者予以适当保护是对的。然而索取并不能成为弱者的一种权利，农民无需交纳农业税的做法，无意中造成了农民责任感的缺失。这就好比当年国有企业的“大锅饭”体制，多干少干一个样，干与不干一个样。人的本性都是懒惰的，在进入市场经济后，因为“大锅饭”体制倒闭的国有企业多到无法计算。倘若政府适当降低农业税，而非免除，并根据种出粮食的多少来进行补贴，这种做法恐怕对培养农民交税意识、责任意识、让农民养成有奖有罚意识会有更大帮助。

　　责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。我们说，企业要有责任意识，农民要有责任意识，专家也要有责任意识，甚至每个家庭成员都要有自己的责任意识，责任应当渗透到社会的点点滴滴、方方面面。可是，一桩桩事例却让我们更多的对人们责任意识的缺失感到无奈和叹息，尤其在经济危机这种非常时期。

　　记得曾经看到这么一句话，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：从大米里认识了石蜡；从火腿里认识了敌敌畏；从咸鸭蛋、辣椒酱里认识了苏丹红；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；从银耳、蜜枣里认识了硫磺；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……2008年，三鹿奶粉、鸡蛋又让我们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威力。

　　在责与利的交战中，谁占据了上风？当前责任感的缺乏，谁之过错？个人？企业？政府？究竟什么叫责任？市场经济，经济第一；经济是发展了，问题也多了起来，尽管出现严重问题的企业目前还在少数，但已经足够让人警醒深思！

　　社会的一些呼吁其实正是某种东西缺位的表现。当年的“学雷锋”不就正是社会缺乏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映照吗？现在的“创建和谐社会”，说明我们的政府已经意识到了“和谐”的可贵。责任意识是和谐的基础，只有全民各自都尽到了自己应该尽到的责任，社会才有可能真正的和谐。杜总没有谈自己的企业，但我们从他对当前形势的感叹中领悟到烽火焊机20多年持续发展的底蕴。

　　正如杜长福先生所言，经济危机是导火线，能够引发许多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话题，比如责任，比如利益……